株 洲

释隆可，俗姓裴，名志安，家住湖北省浠水县清泉镇角岭村桥儿湾，生于1945年农历2月19日。恰好这天是中国传统的观音盛会，所以后来人们说隆可出家是“佛缘前世定，观音送子来”。其实，他的父亲原本就是一位佛教信徒，时为天然禅寺朗一法师的皈依弟子，平时在家吃斋念佛，烧香叩头，使隆可幼时就受到熏陶。隆可虽不懂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教义，幼小的他从父亲那里读懂了仁慈济世，善良为人；也不知什么原因，他生来不爱荤腥，极多尝一点干腌鱼，对于其他鲜鱼、各种肉制品，一吃便作呕，也许这就是善根夙具吧！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和淡菜素餐的个人嗜好为他日后皈依佛门奠定了基因。

遗憾的是，隆可法师只读四年书。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愚蠢与懒惰。角岭村是清泉镇的一个偏远边界山村，相对比较闭塞、贫瘠。他所就读的余塘角小学离他家有七、八里之遥，每日翻山越岭，朝往夕返，不甚方便；家中劳力不足，家境不很宽裕；又加上当时“读书无用论”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在较为贫困的农村，急功近利顾眼前，认定是苏轼的名言“人生识字忧患始，粗记姓名可以休”。他的父母认为儿女个个难成安邦定国之才，只要认得几个字儿即可，但必须教育孩子有匡世济民之心，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才是最要紧的做人之本。

隆可读书的时候，正值我国开始推广普通话教学，要求学生读书要抑扬顿挫，富有感情，把老式唱读称之为“念经”，也许是习惯使然，隆可就认为“念经”式读书记性好，悟性高，由于中途辍学，他一直也未改过来，不想他后来竟以“念经”为终生职业。

恰是这四年求学，开启了他智慧之门。他爱好书法，擅长书法，离开了学堂，但没有离开文房四宝，几十年如一日，晨练暮写。现在他的一手字，刚健挺拔，俊美多姿，功力深厚，富有遒劲而浑朴之气，在佛门之中一枝独秀。尤其他的落款“隆可”二字，“隆”字方，“可”字长，风韵独具。方者，喻智园行方，规矩为人；长者，寓风物长宜，卓见远识，真可谓见字如人。

养儿防老，学艺防身，是为古训。学什么呢？隆可心灵手巧，好学敏求，学习泥工、木工、篾匠、裁缝均可，但他有一颗墨家的博爱之心，热爱生命，珍惜生灵，救死扶伤，利民济世，广种福田。学医，文化水平太低，显然不行。于是，他父母根据他个人心愿，为他聘请了一名地方兽医为师，让他身怀一技之长，自立家业，也算是给了他一个饭碗，了却父母心愿。隆可法师天性聪颖，勤奋受业，精心悟道，不到两年，已成了乡村方圆几十里之间驰名兽医。无论寒冬暑夏，深夜凌晨，只要有人登门求助（当时农村无电话），他风雨无阻，有求必应，不论远近与山高路黑，他总是急他人之急，雷厉风行，他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六畜之牲，难得不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吗？何况当时生产力低下，牛是集体所有，耕田种地全靠它。那时广大农村没有机械动力，所以人们常说百姓是吃牛的一碗饭；鸡鸭猪羊更是农民的聚宝盆。那时，油盐鸡蛋换，卖猪置衣衫。隆可深深懂得槽头兴旺农事旺，厩内平安百姓安，他以高超的技艺，为牲畜去病，为农民解难。至今家乡人民还称誉他：妙手医愈六畜病，爱心温暖百姓家。

1973年，广大农村仍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除了专事农业的农民外，把象隆可这样的兽医、木工、泥工、铁匠……一律称之为手工业者，他们可以走村串户；对于那些每月定28个劳动日，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工分的农民来说，相对散漫些，出入方便些。当时，背着兽医箱的隆可常到邻近的朱店乡冷水山林场行医，常与一些同行同类者聚在一块，或切磋技艺，或谈人伦家常，也常常天南海北地提到三教九流，地狱天堂。这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中有一位从城里来的下放知青，其父亲牧师出身，过去信奉基督教。他也受到一些耳濡目染，经常谈到耶酥是救世主，上帝主宰一切，他本人几乎成了一名新教徒。这些话隆可法师听得云里雾里，上帝在哪儿？怎么主宰世界？看不见，摸不着。反倒觉得他父亲信奉的佛教更实在。尽管隆可也不知道佛教是什么，对于佛教信仰、佛法、理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凭他朴素的为人标准：作好人，不为名所累，做好事，不以利为图，自己主宰自己，见于心，守于情，还本情操。因此，他不但未被他人诱惑，反而对自己的理念更加笃信无疑了。不过，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这些想法不合时宜，想出家也是家门难出，庙门难进，只好藏匿于心，不露于形，自我笃守不倦而已。事实上，27岁的隆可已从心底归向佛门了。
197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个转折点的里程碑。1978年也是隆可法师人生旅途的一个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使他脱胎换骨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结束了10多年极左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给宗教工作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国家从此逐渐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更加尊重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隆可法师恰象那些归心似箭的游子，不过不是回归故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迫不及待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离开了朝夕相伴的亲人，走出了家园，走出了红尘，头也不回地来到了武汉市汉阳归元禅寺。拜时为归元禅寺民主管理小组组长、后来升为方丈的昌明法师为依止师，正式削发为僧了。

为什么隆可法师一出家就首选归元禅寺呢？是否想进城呢？此言差矣！不可用俗家眼光看佛门弟子。岂不知天下名山僧占尽吗？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就是分别以文殊、观音、普贤、地藏等四大菩萨脱颖而出，闻名于世，哪个佛家信徒不景仰呢？何况传说佛家有一条不成文的理念，弘法的道场应在城市；修行的寺院，应在山野间。即有德有学的出家人应到城市弘法化众；初出家或平平常常出家人最好住在山林寺院中，老实修行。

据隆可法师后来说，之所以径直到归元禅寺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当时，凡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无不有一种高度的政治警觉感，尽管佛教不是一个政治性宗教，佛教徒也没有政治欲望，但出家人走出名利红尘，但走不出政治社会。佛教是属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当今中国佛教的最高组织机构是中国佛教协会，归元禅寺是湖北省境内之首刹，湖北省和武汉市佛教协会所在地，这是其一；归元寺在“文革”之中，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予以依法保护，免遭劫难，此为其二；归元禅寺为清朝顺治15年（1658年）兴建，300余年历史，尽管不及被称为中国“释源”、“祖庭”的洛阳“白马寺”源远流长，但以建筑完美、雕塑绝妙、珍藏丰富而声震佛门，几百年来一直是佛教信徒朝拜的圣地。尤其是道光皇帝亲赐玉玺一方，使归元禅寺在佛教丛林中地位大为提高，寺名改为只有皇帝御赐玉玺的建筑方可使用的直书，僧侣持有玉玺印信者，云游全国寺庙时奉为上宾。此为其三。

既来之，则安之。勤受师父策励，自我息恶行善。当时，想作一名僧人还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个人作好一切思想准备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对于功名利禄、儿女情长“看得破，放得下”。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按佛教协会规定：只有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佛教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五官端正，持有地、市、县三级证明，年龄在18-35岁之间，由人引荐作保，方可到归元寺见习。在这期间，要拜一个法师为师父，首先要在限定时间内背会一两本佛经，才能继续留在寺院，然后要上三堂大课，并系统学习语文、天文、地理、历史、佛教史等科学文化知识。经过师父考察其德行，被认为可出家后则由他引荐，由剃度师剃光头发后才正式授戒（就是比丘戒）并发给戒牒。

隆可法师凭他聪颖的悟性，诚实的为人，踏实的勤务，不多久就博得师父及众僧侣的好感。他从小事做起，服各项劳役，到伙房帮厨、廊殿打扫、佛堂拭抹……，反正见事就做。当然，作为僧人，作为三宝弟子，必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才是更重要的。佛是佛陀，是具有真知灼见大觉大悟的人；法是佛的言教，觉悟的道理，是一盏不灭的明灯；僧是严守戒律、弘扬佛法的人。只有从这三大对象的皈依，才能得到现在的身心平安，未来的解脱烦恼，解脱生死，乃至成佛之道。所以隆可法师不仅坚持每日上三堂大课，除躁止恶，净化心灵，同时在师父的指点下，不断地细读经书，研究佛学，了解佛的教理，并进一步去实践，即佛的教导修行，精进不懈，始终如一，使他明显长进，昌明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1983年，归元寺授戒，隆可法师由于未开县级证明，错过了数年一遇的良机。受戒是一种形式，戒牒是一种身份证明。隆可法师无悔无怨，只要坚持自身守戒，不拘泥于形式与身份的迟与早。
1986年，隆可法师才正式受戒，昌明法师赐法号“隆可”。按归元禅寺惯例，对受戒弟子没有烫香疤，只发戒牒。

1987年，归元寺昌明法师受武汉市政府委托，派遣僧人到归元寺下院——卓刀泉高干骨灰堂负责文物管理工作。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昌明法师马上想到了高足——隆可法师，他敬业精神强，修持自觉而精进，这是一次锻炼人、考验人、鞭策人的良好机会。于是隆可法师受命而前往。在这里，他一面24小时坚守岗位，防火防盗，确保了文物安全；一面坚持每日上课，念经学法，不忘本色，还坚持练习书法不辍，取得长足进步。隆可法师独当一面，恪尽职守，决不辜负师父厚望，以实际行动和优异业绩替党和人民负责，出色地完成了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使昌明法师看到了弟子鹤立鸡群、材可重用的希望。

1992年仲秋，昌明法师升座为黄梅五祖寺第53世方丈，他亦把可寄于重托的隆可法师带在身旁，为之协助管理工作。省佛协亦支持昌明法师知人善任，并派秘书万松亭亲自护送到五祖寺。在五祖寺，隆可法师担任监院，实为当家师。

五祖寺是闻名中外的佛教禅宗名刹，坐落在黄梅县城东12公里的东山上，亦称东山禅寺。它是中国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于唐朝永徽5年（645年）创建的道场。也是六祖慧能得道受衣的圣地，被誉为“天下祖庭”。历代朝山礼祖者无不以亲临此地，瞻仰祖容为幸。而今隆可法师被昌明方丈派遣这里来，成为管理者，成为主人翁，深为荣幸，同时亦知重任在肩，不敢懈怠。为发扬爱国爱教精神，继承佛教优良传统，誓作如来使，光大法门，振兴五祖，重扬宗风，而承担神圣的职责。

五祖寺也象其他寺庙一样，在“文革”之中被毁得百孔千疮，1983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寺院之一，1985年，湖北省佛教协会在此召开三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并选派7人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该寺。从此，广结善缘，大兴土木，彻底翻修真身殿、祖师殿、毗卢殿、天王殿、观音堂、寮房；维修圣母殿、客堂，新建大雄宝殿、山门、围墙及厢门、仓库；重塑“五祖弘忍”、“观音”、“文殊”、“普贤”、“圣母”（五祖母亲）、“侍女”等16尊像；开辟花园，栽花种草。隆可法师去时，这些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尤其新建大雄宝殿，工程浩大，高质量、严规格施工。作为接任监院，大小工程，一砖一瓦，出入一分一厘钱……都在心头眼底，勤俭治寺，精打细算，开源节流，确保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恢宏祖庭，重现雄姿，弘扬佛法，隆可法师为之殚思极虑，竭智尽力，含辛茹苦，作出了艰苦努力和巨大贡献。 1996年，中国三祖天然禅寺所在地的浠水县委、县政府决定修复该寺。该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第三代祖师僧璨传法的起源地，位于长江中游北岸，与黄石市遥相对峙，坐落在浠水县泰春山上。寺建于隋朝，一千四百余年历史，属湖北省重点开放寺院。但在“文革”中受重创，已是面目全非，当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佛教亦兴于盛世，众望所归，重修三祖天然禅寺，民意不可违。地方县级党委、政府十分明智，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断然决定，恢宏三祖，振兴天然，造福于民。然而，谁来力举这一千秋大业呢？经反复推敲论证，非隆可法师莫属。隆可的父亲曾是天然禅寺的三皈弟子，隆可本人是当今中国的十大高僧之一、德高望重的昌明法师的高足，身居丛林名刹，学佛修功已有十八个春秋，又在五祖寺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在佛教界善缘广结，功绩与声名遐迩传扬。隆可法师定能担当重任。 是年，隆可法师受湖北省佛教协会派遣，浠水县委、县政府聘请，县统战部领导三番五次亲自到武汉归元禅寺拜谒昌明方丈，请予割爱支持；到黄梅五祖寺迎接，回到故乡浠水县三祖天然禅寺任住持。从此，隆可法师为复兴三祖胜迹，鼎新革故，重建道场而率众督修。 其时，三祖天然禅寺的现状是三祖早已去，禅寺无复存，只有天然泰春山巍然不动。这才是“摩挲老眼从头看，只有青山无古今”。山上的参天古木被砍去十之八九，据悉最后一栋大雄宝殿在“文革”之中几天之内化为乌有，被夷为平地。所有的文物古迹、名胜景点均荡然无存。在天然寺的遗址上建起了一座四合院式的天然林场，炊烟缭绕，犬吠鸡鸣。隆可法师来到这片废墟上，触目惊心，潸然泪下。他登上相传三祖大师当年静思登道的“望江石”，面南而坐，黯然神伤！这若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而不见楼形！这若比“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又没有塔影！心潮逐浪急，遥望大江横。这也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也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隆可法师寻思：空山一座，白手起家，谈何容易？ 隆可法师惆怅满怀，收回目光，忽见自己所坐的“望江石”上残存当年三祖大师修练留下的手迹足印，经千年风刀霜剑而不毁，历尽人间沧桑而无摧。隆可法师顿有所悟：三祖大师当年云游于此，不也是空山一座吗？是他睿智的目光发现此山如“天坠地出，林涌绿浪，节节起伏，宛若游龙”，才不忍离去，才在此讲经传法，才得以始创禅林，才得以继往开来。且当年全凭以佛法感化众生，聚集功德，建寺全凭肩挑背扛，运料施工，创业何等艰辛！而我们现在盛世民安，有国家的佛教政策奠基，政府的大力支持，人民的鼎力相助，还有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与建筑技术，为何还要缩手缩脚，怕前怕后，畏艰畏难呢？仿佛三祖大师回归山中，就在身旁，给他以勇气，赋他以力量，本来，“袈裟未着愁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这是一份荣幸的佛缘，这恰是三祖大师赋予他的神圣历史使命！“无缘何生斯世？”隆可法师立即精神抖擞，壮怀激烈，一定要为恢复胜迹，重建殿堂，再塑诸佛，恢宏祖庭而大干一场！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纵有千难万险，一往无前！此时此刻，鸡鸣报晓，震醒山林，晨曦初露，一抹曙光为江山大地染上一层金辉。他步履轻快地乘兴下山，去掀开新的一页佛历，迎接旭日东升的黎明。他自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隆可法师首先请人绘制了三祖天然禅寺规划图，以便心中有数，逐步完善。然后一边筹措资金，一边迁出林场，修筑道路，建造殿堂和农禅并举。
筹措资金对于隆可法师来说，就是化缘。当然也争取政府支持，只有形成合力，佛缘广结，宏图方举，伟业可成。

化缘是一种募化行为，不同于社会上税费征缴，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也不同于济贫扶弱，因不测之天灾人祸，人们或激于义愤，匡扶正义，或救难济急，恤孤怜贫，仁爱善举，善男信女布施绝不是怜悯化缘僧人，而是出于对佛的信仰而积功施德，认为神明鉴察秋毫，消灾灭病，祸患远离，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而求取佛佑苍生，千祥云集，赐福平安。作为化缘者不仅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而且心中有佛，佛即僧心，僧人就是施主崇拜之佛的化身，以无我之心感化信众。 从1997年起，每年农忙时，隆可要率众务农；，农闲时，又要带头修路，他只好从中挤出时间，走南闯北，餐风宿露，不知穿破了多少双芒鞋，披星戴月，叩遍了多少家门！真个是“一钵生涯结万缘”。他的足迹遍布湖北、湖南、山东、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北、河南、江苏等十几个省市，历经8个春秋，积腋成裘，聚沙成塔，他一人募化了400多万元，为修复三祖天然禅寺奠定了启动资金。

佛教的寺庙、庵堂、念佛堂等通常被称作“道场”，顾名思义，修道办道的场所。三祖天然禅寺如今有了住持隆可法师来修道办道，但仍无“场”，不仅无寺院，就连建寺院的场所也被林场盘踞着。三祖天然禅寺有1400多年的历史，按政策规定，古刹寺庙属于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在“文革”中，无论被任何人无偿占有，必须无条件无偿归还。当然，此时此刻的天然禅寺，庙舍庙产也化为乌有，无从还起，要归还遗址土地，必须迁出天然寺林场，退场还寺。

隆可法师考虑到集体经济困难，搬迁林场也还需要投资，而且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天然寺林场客观上为保护天然寺山林起了一定作用，保留了一块净土，所以，隆可法师不惜拿出他千辛万苦化来的10万元资金作为退场还寺补偿费，而且意外还花2000元买下对于寺庙来说毫无作用的林场场舍。广结佛缘，慈善为本，方便于人亦方便自己之道，隆可法师十分理解其含义。终于达成协议，收回了以老山门为中心，以1000米长为半径的山林、田地区域，三祖天然禅寺终于有了立锥之地，有了驻锡之所。

要建设，先通路，这是一项基本常识。天然寺也不例外。修路一般为社会公益事业，国家出钱，征集民工，调动机械，先勘测，后修筑，再交给路政部门保养。然而，一条进寺庙山路，除了便民之外，其政治影响与经济利益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谁来勘测？谁来出钱？谁来修筑呢？何况地方财政相当困难，群众集资怎么也不会立项的。且三祖天然禅寺的位置位于两县四乡镇的交界处，东为蕲春县的彭思镇，西为浠水县的六神乡，北为丁斯当镇，南为散花镇，从三祖天然禅寺到最近的浠散公路六神段也有十几华里，且全部是穿山越岭，荆棘丛生，修这段路是一项巨大工程。隆可法师深知：不修路，建寺材料运不进，善男信女来不了，修路也不能观望等待，不能异想天开，修桥补路本来就是积德修善，利民济世之举，我们不干，谁干？只有自己动手，立下愚公移山之志，用蚂蚁啃骨头精神，亲自带领僧人，一镐一镐地挖，一铲一铲地撬，一担一担地挑，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叠，一天修三米、五米、十米，总有一天修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们起早贪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启山林，夏不顾酷暑，冬不畏严寒，整整八个春秋，一条18华里的山石公路或蜿蜒于山林，或盘旋于陡坡，或如栈道依岩而挂，或如银蛇穿林而出，终于通车了，不仅拖拉机、吉普车可走，连载重大货车、高级小轿车也可行。并且这八年间，因山高水恶，尤其如1998年山洪爆发，刚修好的路一夜之间被冲垮了，所以他们边修边保养，实修的路远远不止这18华里了。也正因隆可法师经常与众僧人一道从寺庙到工地，从工地回寺庙，长年累月往返于自己修的路上，路也越走越“近”了。至今，隆可法师下山回寺，大都是徒步而行。他很轻松地说：“经常一人步行往返，不觉得远，也不觉得累，走两个小时路，不算回事。”
有道必有场，无场怎修道？复兴三祖天然禅寺这座古刹道场是隆可法师的誓愿，也是他的使命。他劳累奔波化缘，他割爱助人迁出林场，他身体力行，忘我劳作修路，最终还是恢宏三祖佛光，重建天然禅寺，并且他费九牛二虎之力请时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之亲笔题写了寺名。

首先建大雄宝殿，大雄者，释迦牟尼佛威德高尚也。购买了最好的建筑材料，如宜兴的琉璃瓦，最好的石材与木材，请来了技术精良的能工巧匠，精心施工，后来又从缅甸请回了世界上最好的雪白玉石18尊罗汉像，整个大雄宝殿，拔地而起，巍峨壮观，庄重肃穆，金碧辉煌。当中是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左手横置左足上，名为定印，表示禅定；右手上扬，名为说法印，这是说法相。左边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佛，结跏趺坐，左手持钵，表示甘露，右手持药丸。右边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无量寿），结跏趺坐，双手迭置足上，掌中有一莲台，表示接引众生的意思。三尊佛像重归圣座，僧人自此每日早中晚上课，引来四方信众络绎不绝，香火旺盛。真是居士勤拜佛，信徒集如云。菩萨洒甘露，信众享太平。 随后七年来，陆续建起了天王殿、观音殿、祖师殿、地藏殿、伽蓝殿、涅槃堂、斋堂、客堂、上客堂、放生池及两栋住宿楼、伙房、龙泉井等建筑设施。使得三祖天然禅寺佛光重耀，初具规模。

据说唐代的百丈禅师，他曾过自耕自食的日子。他曾说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两句话。又据说历史上有几次毁寺灭佛运动。其原因是认为僧人的存在无所作为，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创造经济价值，没有对社会、对人类作出有益的物质贡献。吃千家饭，穿百纳衣，要人们供养他们，而且还号召人们不追求功名利禄，自享清闲快乐，果真人人如此，那还有谁来创造世界？吃饭穿衣从何而来呢？因之后人有农禅双修之说，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僧人们也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劳务。 三祖天然禅寺有田地14亩，隆可法师事必躬身，身先士卒，全部僧人动手，一人牵头，分工合作，只要在吃斋饭时明确分工，众僧人一呼百应，争先恐后到田地耕耘劳作，他们每年自产稻谷一万余斤，红薯3000~5000斤，蔬菜10000余斤，单是南瓜有时5000余斤，还有芝麻、绿豆、高梁、花生等杂粮。除自给自足外，还常常送给其他寺庙。这也是该寺庙的优良传统，农禅双修被纳入寺规，边修行人人诵经，边务农个个劳动，养畜、护林、插秧、种菜都是僧人所为。传说过去天然寺和尚栽的芋头有木脸盆大，芋头禾有冲担长。他们继往开来，今天更加发扬光大。除农作之外，寺内还有碓有磨，自我加工；有斧有锯有铁匠炉，自我添置或修理农具。为了全寺用水，花数千元安装了山泉自来水。今年，为了净化水质，又花7万元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库，这也是“高峡出平湖”。

三祖天然禅寺现在是“深山隐新寺，层林锁重楼”，尤其兰江返照或烟雾泰春山时，更显神奇，从放生池、天王殿、大雄宝殿至后面并排的地藏殿、观音殿、祖师殿，依山势而递进，一重比一重高，飞檐斗拱，蔚为壮观。

隆可法师讲，建寺工程还没结束，依然任重道远，待建工程还有山门、钟鼓楼、藏经阁、念佛堂、参堂，增建数栋住宿楼，高规格、高档次的上客堂。寺庙建设如修行一样，没有尽期，人总在不断追求之中，何况佛家无生死之说，只有万古不灭的涅槃境界呢？

作为住持，为一寺之主，身负一寺大计，管理寺内僧人，维持居士住众生活，内外经营，已是不修而修。首先，隆可自律谨严，精进倍人，每日同住众一起早起晚睡，功课不误，同时督导住众的日常功行，促其进益，使之不虚度光阴，无论修禅、农务、杂役，隆可总是身先僧尼，不言而教，感化功深。住众的衣食住行，他打理得停停当当，使他们身安道场，严持净戒，进修道业，净化身心。隆可还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所以，斋堂里永远找不到一粒残饭，也无一丝灰尘。住众们循规蹈矩，尊佛护法，自修本身福德智慧。因此，三祖天然禅寺在隆可法师的管理下，多次被县委统战部、县宗教局评为“五好宗教活动场所”，隆可法师也多次被评为“五好宗教教职人员”。

隆可法师本人现任黄冈市政协委员，浠水县政协常委，浠水县佛教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