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熊召政？

                                     田天

    武汉大学1985年面向全国开招首届作家班，录取的多是获得过国家级文学奖的35岁以下的作家和诗人。熊召政那年32岁，时任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和《长江文艺》杂志副主编，又与武大近水楼台，于是被校长刘道玉指定为开学典礼上的发言代表。
    熊召政对武大当然不陌生。1982年1月，他和武大学生高伐林、湖北诗人叶文福同获全国中青年新诗奖后，曾一道来珞珈山演讲，把第一食堂楼上的学生俱乐部几乎挤爆了。所以他上台就说：“我没读武大是因为没机会，但我当一名武大学子的水平早到了！”一阵掌声之后，他又换上了严肃的语气，“我说水平早到了，不是诗人的狂妄自负，不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遍城中花’，而是因为，我一直都是用英语思维、用汉语写作的！”
    众人不解，精通几国语言的刘道玉校长也满脸困惑，熊召政这才像相声演员那般不紧不慢地抖开了“包袱”：“我用英语思维，是因为我是湖北英山人氏，英山县古称英国，汉为英布封疆，据说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秀成也长眠于此……”
    掌声再次响起，刘校长也不禁为此幽默解释叫起好来：“熊召政，我明白了，你用汉语写作，是因为你住在武汉；你叫熊召政，是因为你写政治抒情诗！”
   “不；”熊召政不得不说起名字的真实来历，——几十年来也不知说了多少遍，“我写过政治抒情诗，但我的名字与此无关。这个名字不是笔名，而是出生那天就有了，是一个道士取的。他出生于黄埔军校，是所谓‘反动军官’。他是我邻居。我生于1953年冬月二十三，那天打大雷，下大雪，那个邻居就敲开我家大门贺喜，‘熊师傅，恭喜你家生了个雷震子啊！’我父母没文化，便请有文化的道士给儿子赐个大名。汤道士喝了半杯酒，摇头晃脑吟出一副对联：瑞雪兆丰年，冬雷震乾坤。于是名字有了：熊兆震。如此有气魄的名字尽管每天叫唤着，可全家老小竟没一个人会写。直到5岁上学时，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嘟囔一声，我妈又重复回答几遍，老师才把它变成汉字，自作主张写成了召唤的召，政治的政。这个名字从此就伴随我走南闯北，不但是文学符号，也是命运符号。全国新诗奖颁奖期间，一个著名作家来到我和叶文福共住的宾馆房间，当他得知我的名字并非笔名时，不禁大吃一惊，然后忧心忡忡地感叹：“召政，这名字……可是象征一生命运哪！”

诗人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
  
英山县地处大别山腹地鄂皖边陲，历史悠久，人文灿烂，既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的故里，又是“血染红土三尺深”的革命苏区。
然而，在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一个家大口阔的普通工人家庭，却难得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熊召政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弟一妹，家住县城温泉镇时，还能靠父母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全家一旦下放农村，可就家无隔夜之粮，只能饥一顿饱一顿了。
不过，好在熊召政有个“秀才”外祖父，他便幸运地获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外祖父是个郎中，以中医为主业，副业则是舞文弄墨，县城许多店铺的招牌是他写的，能把几十首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雕章琢句、吟诗作对。熊召政9岁开始跟着外祖父背诗词，背平仄，每天练习书法“童子功”。虽说肚子里装的是红薯，连大米也是稀罕之物，但他却在读书写字的“精神生活”中，找到了饥饿之外的快乐。
有一次，听说邻村有户人家有本名叫《古文观止》的古书，十几岁的熊召政便怀揣一角钱，跋涉了几十里山路去借。那本宝贝书被塑料纸包裹着，悬挂在房子上空一只竹篮里，人家说什么也不愿外借。熊召政苦苦哀求，直到眼泪汪汪大哭起来，并且掏出皱巴巴的一角钱作“借书费”，书的主人才勉强同意借他“一个月”。然而，当主人得知这一角钱本是这孩子“买饼子的”，竟也被深深感动，说：“你先去镇上买三分钱的饼子，再把七分钱给我押着，我不会要你一分钱，我是怕你弄坏我的书，或者借书不还！”
那本《古文观止》其实只有半本，可熊召政如获至宝，在一个月之内日夜苦读，还书时竟能一字不漏背诵了。
村里爱好文学的总共三人，一个是五十多岁的“先生”（郎中），一个是六十多岁的“博士”（木匠），第三个就是十七、八岁的熊召政。他们三个人还一本正经地组成了“闲人诗社”，天天读诗，夜夜写诗，一身破衣斟酌平仄，打着赤脚切磋诗艺。不过读的写的都是旧体诗，因为他们这类野山荒陬的“风雅之士”，是断断瞧不起那些不求押韵、不讲平仄的所谓新诗的。
熊召政毕竟年轻，还是找了一本新诗来读，这本诗集是《放歌集》，作者贺敬之。一读，就读出了创作冲动：我为什么不写新诗？当如饥似渴地读了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人的诗作，1972年，19岁的熊召政便提笔写下第一首新诗：《献给祖国的歌》。 在“闲人诗社”两位诗友的怂恿下，他把它寄给了当时湖北最著名的文学刊物《湖北文艺》。
作为“英山县四顾墩大队下乡知青”，熊召政那时连寄稿的邮费也没有；可幸运的是，报刊当时对投稿实行“邮资总付”，你只要把信封剪掉一只角就免费了。
几个月之后，村里破天荒驶来一辆轿车，顿时引起轰动。这条机耕路本是拖拉机和板车的专用路，而今天竟出现了华莎轿车！村支书忙不迭迎上前去，可车上来客要找的，却是还在地里干活的知青熊召政！
熊召政惴惴不安地走进大队部，当他得知来人竟是省里和县里的大领导时，便坐也不敢坐了；领导说是专程来探望他这个“知青诗人”的，他才敢坐下喝了一口水，镇定下来静听教导。
作家出身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庆庚说：“小伙子，你的诗我读了，写得不错——但你怎么知道天南地北那么多事呢？抄的吧？”
“没抄！”熊召政感到一丝屈辱，“我看书看的！”
“看过些什么书？”
熊召政回答：“看过您写的《小砍刀的故事》！”
吕部长自然没想到，他的那部流传甚广的儿童文学，在这偏远乡村也有读者！
《湖北文艺》发表熊召政的“处女作”之后，800多封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洪湖县有个姓武的知青，甚至带着两瓶酒和自己的诗稿，登门求教来了。熊召政每天要下地栽秧，如何能陪伴远道而来的“知音”？只好和村支书达成协议：上午，客人帮大队栽秧；下午，给熊召政准假半天陪客。三天天天如此。
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老师也来探访业余作者。贵客需要招待，而熊召政的母亲竟找不出一粒米！客人已经坐在堂屋里和熊召政侃侃而谈，母亲便悄悄出门借米。熊召政他们谈的是如何讴歌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母亲却挨家挨户询问谁家有一点米。没有，都没有！走遍全村问了几十家，才借到一升共约两斤米！
母亲回家，不敢进门，因为穷人也有穷人的面子；只得绕到屋后窗户边，想把升子里的米递进窗户，让父亲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进屋。此时，为了掩护父母的秘密行动，熊召政便站起来大声朗诵《献给祖国的歌》，以动作挡住客人的视线。而窗棂间距离太窄，升子怎么也递不进，于是，父母两人便你递一把米、我接一把米，好容易才将几把米，从窗户塞进一贫如洗的熊家……
喷香的米饭蒸熟了，客人吃一碗，身患重病的父亲吃一碗，母亲和其他人照吃红薯；客人惊问为什么不吃米饭？母亲回答道：“我们家都不喜欢吃米饭，红薯是甜的，吃习惯了……”父亲吃了几口，忽然把碗往熊召政面前一推：“我吃不完，你帮我吃！”熊召政便立刻狼吞虎咽起来，还一边嘀咕：“米饭真难吃，比红薯可差远了！”
因为一首诗，不满20岁的熊召政上调县文化馆，成为一名文艺创作专职辅导员。
在县里，创作辅导员就相当于“专业作家”，业余作者们都以“老师”相称；但毕竟不是“专业作家”，于是三天两头要参加县上大大小小各种活动。要写新闻报道，要给领导起草报告，要下乡参加各种工作队，而真正坐下来读书、写诗的时间并不多。
不过，熊召政还是见缝插针写了几百首诗。第一本诗集《脊地上的樱桃》（四川人民出版社），基本上都诞生在县文化馆的六年岁月里。他还留下不少逸事趣闻，至今还被过去的同事们津津乐道。
一是独创了“熊氏秘书法”。有次，他给一位领导写讲话稿，写下“抛头颅，洒热血”几个字，但领导文化低，大庭广众下竟读成了“抛头额，西热血”。会上自然没人敢笑，会后却成了领导的笑柄。下一次又让熊召政起草，他思来想去，只好写上“抛头楼，杀热血”。有关人士看不懂，指责他写错了，故意要让领导出洋相。可那位作报告的领导上台一念，会场竟个个听懂了。领导不但没出洋相，事后还称赞“熊氏秘书法”“实事求是，值得推广”。
二是，全县举办象棋比赛，他荣获冠军。
三是，县里集中一群“笔杆子”，以集团作战方式向省报发起“进攻”，要把全县新闻宣传工作推向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别人写的是“农业学大赛”的“宏大叙事”，熊召政却另辟蹊径，跑到农家采写了几个太婆热爱唱戏的“小题材”。领导说，“也把你这篇一起寄去试 试吧，”其实根本不抱发表的希望。然而，《湖北日报》最终却只发表了熊召政这篇几百字的《老太婆唱戏》。领导高兴了，其它“笔杆子”却百思不得其解。
1979年9月1日，熊召政饱蘸激情写成一首抒情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在振聋发聩的标题下，还有一个副题——致老苏区人民。
他满腔悲愤地写道——
“……十里车尘，
怎盖得住：
土圆仓凄凉的蛛网，
卖嫁女泪湿的衣襟；
一笛秋风，
不忍传递：
报纸力夺的丰收，
白发讥病的呻吟。
呵！我的亲爱的
苏区的人民哪，
难道你们当年，
用仅有的一根线
缝补红旗的弹洞，
用仅有的一把米
挽救讥饿的革命，
就只是为了
换回这个千古不移的
——贫困？！
难道当年
苏维埃主席
讲述过的幸福，
你们用土铳和梭标
从大地主噬人的
狼斗里
从资本家吸血的
酒杯中，
抢出来的幸福，
竟变成了：
镜中之花、
水底之月、
天上之云？！
………”

“闲人”熊召政：我本江城士大夫

发表“处女作”《献给祖国的歌》时，熊召政不满20岁，省委宣传部吕部长称赞他是“工农兵作者放了一颗原子弹”，他也因一首诗而改变命运，到县文化馆吃上“皇粮”；1980年1月，当《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被《长江文艺》隆重推出时，熊召政也才27岁，这首诗，又将给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诗人带来什么？
这才是一颗真正的“诗歌原子弹”呢！有人一触即跳，把《制止》看作是“一份报告”、一份“控诉书”，认为“作者把今日的英山县写得暗无天日”，说什么“作者把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统统归罪于英山县的各级干部”，说什么“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把许多四人帮垮台前出现的事情，或者虽然发生在四人帮垮台后，但已经得到处理的问题，都作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武断判定熊召政描绘的是一幅“黑暗王国”的图画，因此作品是“不真实”的；与此同时，著名评论家邹贤敏、杨匡汉、李准、丹晨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作者没有凭空去编织五彩的花，昧心去填动听的颂词，而是直面人生，从生活中去控掘诗的矿石，揭示生活的真相。”“《制止》一诗正因为不只是写了生活中的阴暗面，也写出了生活中的光明面，写了生活中光明面与阴暗面的鲜明对比，才具有这样强烈的感染力，使人看后不是消沉泄气，而是更增添了与封建残余、左倾遗毒作斗争的迫切感和责任感。”
一首218行的诗，却公开发表评论30多万字！《长江文艺》从1980年11期开展讨论，到次年第3期被“叫停”，短短两个多月里共收到全国各地信、稿近300篇；《作品与争鸣》等省内外多家报刊也纷纷介入讨论，卷进一场诗歌制造的旋涡；地、县基层某些部门甚至组织了“大批判组”，不仅要公开围剿作品，还要对作者采取惩罚措施。而煎熬在贫困中的老苏区人民，也用他们爱憎分明的“民间文学”，发表了“顺口溜评论”：
“北京大天晴，
省里起乌云，
县里发大水，
乡里淹死人！”
直到省委书记陈丕显亲切召见作者，并明确指示将熊召政调进省作协后，围绕这首诗的满城风雨才渐渐散去；当熊召政获得1979——1980年度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奖、从北京领奖归来时，在老苏区又引起了新一波轰动，踌躇满志的熊召政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一些工人农民自发准备了锣鼓，购买了鞭炮，夹道欢迎这位敢为人民代言的诗人！
1981年，熊召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县里调到省作协担任专业作家，此时他才28岁，是全国专业作家中最年轻的；30岁，出任《长江文艺》杂志副主编；32岁，当选省作协副主席，入武大作家班读本科；34岁，作协系统首次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他不敢跟老作家姚雪垠、徐迟、骆文等人的成就和资历相比，但也顺顺利利评为“二级作家”。
不幸的是，36岁那年，就像歌手忽然“倒嗓”一样，他这个诗人再也写不出一句诗来了。几年前他不是雄心勃勃地呐喊什么“制止”么？现在他是真正被“制止”了。一夜之间，熊召政只剩下一个职务：专业作家。也就是说，从此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闲人”。
文学界开会，明明通知他参加，可当他走进会议室，背着手绕场一周后，看到的却只是一些朋友的鼎鼎大名，找不到写有“熊召政”三个字的牌子；按说他该知趣而退，甚至拂袖而去，可他不，他不愠不怒，气定神闲，自己搬个凳子坐下来，脸上还笑咪咪的。
他写不出激情的新诗，于是又捡起当年在农村办“闲人诗社”的旧习，开始写些精雕细刻、孤芳自赏的旧体诗。后来他汇编出版，书名就叫《闲人诗稿》，徐迟和曾卓分别写了序，两篇序文都写于他们去世前不久。
熊召政钻研书法的时间也更充裕了，几乎每天都要写上几幅；他刻了一枚闲章，上书“抱壶一驼”四字；他四处搜集古陶和瓷器，家里变成了博物馆；他从小就酷爱游山玩水，这下倒好，他把三分之一的时间抛掷在旅途上，友人见他把波音飞机当成“的士”来坐，戏称他是“打波的”……
不过，一个作家即使游山玩水，也是要游出点名堂、玩出点文章来的。他写了许多篇山水游记，汇编为《溪边的小牧童》（青岛出版社）和《千寻之旅》（广东旅游出版社）等散文集。人民日报举办全国游记征文大赛，他拿一篇《昙华寺对弈亭记》应征，结果领回一等奖。颁奖会在浙江天台山举行，可谓名流汇萃，让他留下“墨宝”，他立刻“七步成诗”：
“我本江城士大夫，
琼台又到总踟蹰，
昔年秋暮看红叶，
此日春深听鹧鸪……”
他的书法更是大气浑成，引来众多识者一片赞叹声。国内早有多人收藏，京城某位高人甚至千里托人，出价4万元求购他一幅字；而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印度、保加尼亚等国时，礼品之一也是熊召政的书法作品。
1992年初，自称“闲人”的熊召政忽然发表一首新诗，其中这样的句子：
“三秋空过，
又是一年，
熊召政，
你有什么可说的？”
是啊，你有什么可说的，熊召政？

商人熊召政：我不当“儒商”，我当“商儒”

“文人下海”，本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道奇特风景。
卖挂历、拉赞助、编书，办厂只办印刷厂，开业只开歌舞厅……万变不离其宗，文人擅长的总是这几类生意。也不是不能赚钱，但赚的多是蝇头小利。
熊召政决心下海是1993年，是被朋友的几句玩笑话刺激的。
外地一家杂志通知他参加笔会，可他没买上硬卧票，便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想托他买张软卧票。
朋友奚落道：“按规定只有厅局级高干才能坐软卧，可惜你不是，专业作家连科级也不是；没有级别的个体户也能坐软卧，因为他们有钱，他出高价买，可惜，你没有多少钱，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买张软卧！你说你怎么办呢？文人啊！我看如今的文人已经变成文丐哪！”
明知朋友在开玩笑，熊召政还是感到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票是买到了，但是，他这个既无行政级别又没钱的“文丐”，灰溜溜走出朋友的办公室时，却在这栋象征某种特权的办公楼前站住了。
他掏出车票审视片刻，看了正面看背面，然后踱向垃圾筒，把它一点一点撕掉了……笔会可以不去，一个月的工资也泡汤了，但此刻在这里，在这个作家尊严被撕碎的废墟上，他毅然决定下海经商！
然而，妻子反对他下海。妻子说，她最讨厌沾有铜臭味的作家，她喜欢的作家应该坐在书房里！
熊召政的妻子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是家乡县长的女儿。当初“下嫁”工人师傅的儿子，是因为她欣赏熊召政的不俗才华，喜欢他的诗。结婚时，他们的洞房里除了一张木头床和几个装有大星书籍和少量衣物的纸箱子，什么家具电器都没有。熊召政自嘲：他们的婚姻是从“纸器”时代开始的。但由于有文学的浪漫纽带，有共同的家庭理想，他们便一步步平平静静走过来了。有了儿子后，夫妻间更是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小家庭和睦美满，亲情融融。熊召政常常自豪地对人讲，“生活中，因为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伴侣，我满足了。我和妻子无论在修养和性格上都很和得来，我很庆幸！”
妻子反感作家有铜臭味，在她看来，浑身铜臭味的人是无法当好一个作家的。因为作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她觉得神圣，而商人唯利是图，她感到庸俗。而熊召政说，他不想继续守着清贫装清高了，他是男人，是丈夫、父亲和儿子，他有责任为家庭挣钱，挣回一个良好的物质生活，也要挣回文人已经破碎的尊严！夫妻俩老是为此争吵，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妻子妥协：“我管不了你，干脆不管了，随便你了；到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那天，你会回到书房的！”
老作家徐迟，听说熊召政要下海经商，把他叫去大加训斥。徐老痛心疾首：“我看错人了。我过去把你视为得意门生，你倒要当什么‘儒商’，你现在让我绝望了！”
熊召政辩解道：“我不当‘儒商’，因为‘儒商’是用知识去赚钱；我要当‘商儒’，就是用赚的钱来实现我的文学理想！
徐老更加生气了：“你得全国新诗奖回来，骆文带你来见我，我就说过，一首诗不能定乾坤！你还记得吗？”
熊召政说，“您当时还鼓励我写出《荷马史诗》和《离骚》那样的大作品；您还说雪莱和拜伦是战士，但不写战斗诗，不写马雅可夫斯基那种诗；您说要把我的创作方向扭一扭。”    
徐老喟然长叹道：“扭什么呀？都扭到钱眼里去了。”
从此徐迟不再理睬熊召政，一年多时间，甚至不和这个令他失望的不屑子弟说一句话。
熊召政下海之初，根本不知道什么生意能赚钱。但他是决不会卖挂历、拉广告的；反正已经斯文扫地了，要做就做大手笔的大买卖！
瞪大双眼寻找商机，竖起耳朵倾听商情，他还是没找到“大买卖”的藏身之处。直到有个商界朋友约他到上海，带他走进一个高尔夫球场，他才恍然大悟：湖北也有不少追求贵族式娱乐的富人，同样可以采取“会员制”筹集资金，为什么不能在武汉建起全省首家高尔夫俱乐部？
他没有多少本钱，200万元筹备经费是借来的；但短短几个月之后，红莲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就在武汉顺利开张了。〈湖北日报〉刊出两个整版通栏广告，熊召政的名字不是印在作品上，而是出现在“董事长”的显赫头衔下。在筹备期间，他已把200万花得精光，然而，市场回报也是惊人的：俱乐部在几个月间就卖出“会员证”600多万元！
他终于不是“文丐”了，不必再为一张火车票而低三下四；他已“脱胎换骨”，坐在“凯迪拉克”豪华轿车里进进出出，“招摇过市”！
两年后，熊召政离开武汉，受聘深圳运通集团担任副总裁，同时兼任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还是君安证券等大公司的首席顾问。
在拥有7家上市公司的运通集团，熊召政每天早晨8点走进副总裁办公室上班。但这个特殊的副总裁并不承担具体管理工作，而是从事产业整合方面的战略研究。他研究经济战略，也不照搬西方理论，而是以史为鉴，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从各个朝代的兴衰沉浮中，寻觅一些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济世良方。
他读得最多的，是《明史》；
研究得最深、最透的，则是“铁面宰相、柔情丈夫”张居正，他倡导和推动了明朝“万历新政”的改革运动。

“状元”熊召政：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没有悬念

1997年底，一个寒风嗖嗖的日子里，一辆“奔驰”私家车驶入省作协大院，缓缓停在徐迟的小楼前。
熊召政郑重告诉恩师徐老，他决定跳出商海“上岸”了，要回到安静的写字台前，动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徐老并不吃惊，他知道，眼前这个把文学视作最高人生理想的学生，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但徐老心存疑惑：“你是要放弃40万年薪不赚了？是要放弃纸醉金迷，重拾黄卷青灯？”
熊召政神情坚定：“是的，我要回来，毕竟文学才是我的精神故乡。您过去曾教导过我，诗和史的结合就是史诗，我爱诗，又酷爱读史，因此我给《张居正》的定位是史诗风格、民族气派。”
“那么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完成你的史诗？”徐老的语气里，似乎隐隐露出一丝讥讽。
熊召政并不在意，还是回答得胸有成竹：“打算5年写完。我下海5年，其实这5年里我花了不少时间读《明史》，收集张居正的各种历史资料，也到他活动过的各种环境考察过，为了弄清一些典章制度和风俗民情，北京、湖北不用说，我还到过几个省的博物馆、档案馆。现在已粮草具备，所以我打算开始写作了……”
虽然，熊召政把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都详细分析了一遍，但徐老还是连连摇头，不赞成他毅然上岸归队、果断弃商从文的选择。
徐老说起他年轻时候本来可以当一名银行家的，却因痴迷文学而改变了一生命运。忆起辛酸往事，他不禁老泪纵横，愤愤地说：“是文学害了我！”
听说熊召政认死理，并没有遵从“不要回来”的教导，徐老不得不写了一封短信：
“召政：过去你一枪打三只兔子，现在你一枪打一只兔子，可也比没有兔子好！”
当时的徐老年逾八旬，疾病缠身，却依然不改诗人风采，一张便条也能写成神秘的诗篇。但诗人熊召政心有灵犀，一眼就读懂了徐老的教导：这里，没有兔子；也就是说，在文学这片水土流失的荒坡上，根本就藏不住兔子！
好在熊召政并不在乎有没有兔子。经商5年，他成功打到一批兔子，至少已经衣食无忧，能够潜心写作《张居正》、实现他写出“史诗”的文学理想了。
1988年清明节，普天之下都在祭奠亡灵、徘怀先人，熊召政起了个大早，他要从武汉驱车一百公里直奔荆州，到张居正墓前表达敬意、寄托哀思！
他在荆州古城穿街走巷，辗转打听，许多人竟不知张居正何许人也，更不知墓地所在！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位伟大改革家的墓地，却置身于一个荒草萋萋的垃圾场，墓是残墓，碑是断碑！
绕墓一周，再一周，熊召政心情非常难受，泪水不觉濡湿了眼眶。
张居正，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首辅，彪炳史册的改革英雄，却被家乡人遗忘了，而他的时代距今不过四百多年！
熊召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墓前，点燃张张纸钱，一边虔诚祭奠，一边暗暗发誓：我要通过小说找回我们民族失去的记忆，重塑先生形象，复活先生精神，服务于当今中国这个波澜壮阔的改革时代！（此话似乎值得商榷，好象给人借古喻今之嫌）
当晚，在张居正故乡一家旅店的客房里，熊召政怀着敬畏之心，写下《张居正》第一部的第一段的文字……
根据已经拟订的写作计划，长篇小说《张居正》将分为四部。首部将围绕张居正与首辅高拱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写起，通过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描绘，写出斗争的复杂与残酷……总之，要艺术地写出历史的真实！
其实，动笔之前，熊召政心中已有三把衡量“历史真实”的尺子，这就是：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可真正动笔之后，他才逐渐意识到这三把尺子的冷峻和苛酷，稍有不稍，一把尺子就会劈头打下！
1998年底，第一卷写完，此时案头已积下厚厚一摞手稿，堆得小山似的；一数竟有1300多页，按每页300字粗略计算，已达37万字！
打印成册后，熊召政把它交给几个朋友“先睹为快”。然而，他听到的不是赞美之词，却是批评之声！有人说，这是诗人写的传记，不是小说；有人说，由于作者刻意坚守“历史真实”的三把尺子，艺术想象力受到太多束缚；还有人说，有些段落有不尊重妇女的嫌疑……一言以蔽之，没人认为这是一部思想艺术质量兼优的成功小说！
熊召政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断然决定：全部推倒重来！
《红楼梦》里不是有“黛玉焚稿”的情节吗？他现在也要做一回“恩断义绝”的林黛玉！
1999年又写一年，又一堆手稿在案头上堆积如山。与第一稿比对，熊召政自己也吓了一跳：第二稿只用了第一稿寥寥一万字！
稿子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说：“典雅古朴，故事抓人，可惜写得太短了！”
第一部“木兰歌”上市发行之后，立即引起文学界和史学界浓厚兴趣，社会反映强烈。
一般多卷本长篇小说，多是越写越差，让读者越读越失望；即使是单本长篇小说，后半部也常给人以接不上气的感觉；但熊召政突破了长篇创作的一般规律，用实践给予相反的回答。因为他吸取了第一稿的经验和教训，越写越顺手，越写越圆熟，作品质量自然越写越高了。
有了第一部“木兰歌”，又有了“水龙呤”、“金楼曲”和“火凤凰”，2002年，四卷本《张居正》全部出齐，总长150万字。
随着四部作品陆续问世，人们惊喜地发现，诗人熊召政正在历史小说领域里，创造中国文学的奇迹！
王蒙、何镇邦、王先霈等多位作家评论家先后著文评论，就连武侠大师金庸，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读后感”：“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并不勉强将他纳入现实的框子，影射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地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
这部“很好的历史小说”，却引起史学界争议：熊召政是真实塑造了张居正、高拱等历史人物形象，还是“粉饰”了张居正、“厚诬”了高拱？
2003年11月，“首届姚雪垠历史小说奖”在京颁奖，熊召政和唐浩明、二月河等著名历史小说家一道，登上领奖台。
获得“姚雪垠奖”， 对熊召政来说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当年下放农村时，他读到的第一本历史小说，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后来在省作协共事，他曾多次聆听姚老谆谆教诲；当他自得意满之时，姚老曾兜头泼来一盆冷水：“文学是马拉松，你死了以后，作品还在赛跑呢！一首诗得奖算什么，死后你有没有作品流传后世？”
现在姚老已经作古，但他的教导犹在耳畔，他的作品仍雨露般沐浴后人！
2005年4月，中国作协在京宣布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熊召政、张洁等五位作家榜上有名，而熊召政的《张居正》以全票获得首奖。评委会发言人介绍说，从初评到终评，《张居正》得票一路遥遥领先，获奖没有悬念，当之无愧。
熊召政在他的湖北万象文化传播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到北京一个记者的电话，告知他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是“状元”的消息，让他发表“获奖感言”，他平静地说：
“当今之世，文学似乎已经边缘化，但我认为，无论文学的生存环境如何改变，作家都不应该丧失忧患和尊严。如果读者能通过作家的作品来热爱自己的祖国，来敬畏民族的先贤，来感受真切的生活，并获得深邃的思考，那么这个作家便是幸运的。你尊重文学，读者最终会尊重你。
接完电话，熊召政首先要把消息告诉86岁的母亲。可母亲已不能接电话。母亲一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不是植物人，也和植物人差不多了。儿孙满堂的母亲，早已认不出任何一个儿孙了。
但儿子仍要打电话，让弟弟把消息转告母亲。然而奇迹发生了：当弟弟一遍遍说三哥已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时，母亲，已对这世界浑然不知的母亲，竟缓缓睁开眼睛，忽然清清楚楚冒出一句话：
“召政，受过多少苦啊……”
母亲只说了这一句话，就又昏昏睡去……
只有儿子懂得母亲，只有熊召政懂得母亲，懂得母亲想说什么。